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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大的艺术作品,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,也没有简明的结论。
现在我们似乎说得出几句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结论,那是后人强加给它们的。后人为了讲解它们、分析它们、以它们谋生,就找了几条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,其实那些拐杖都不属于伟大作品本身。例如,人们常常会说《离骚》的主题思想是“怀才不遇的爱国主义”,说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思想是“歌颂封建家庭叛逆者的爱情”,其实都是不对的。
在西方艺术中,荷马史诗,希腊悲剧,莎士比亚几部最好的悲剧,米凯朗基罗、达·芬奇、罗丹、凡高、毕加索的绘画和雕塑,贝多芬、巴赫、莫扎特的音乐,也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题和结论。讲得越清楚,就离它们越远。
这并不是说,杰出的艺术家在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之前就可以胡乱投入创作。更不是说,人们可以容忍艺术作品最后呈现出一团混乱和迷糊。恰恰相反,伟大作品不清晰、不简明的意涵,正是艺术家想得最多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的所在。世上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很多,但其中却有那么几个,一想就会搅动身心,卷入巨大的人生疑问,而且可以肯定,古人也曾经这么疑问,后人也必然会继续这么疑问。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发现这样的地方,就会倾注自己最大的精力开始创作。创作的起点是两难或几难并存,此耶?彼耶?是耶?非耶?十分为难;创作的结果也是两难或几难并存,此耶?彼耶?是耶?非耶?继续为难。
在很多年以前,我曾经在《艺术创造论》的课程中选用一些实例来阐释两难结构,效果很好。史上一切最重要的艺术理论都必须通过实例来阐释,这连高深的里格尔都不能例外,而且事实证明,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吃力,所举实例有一半比较勉强。在他之前,莱辛用一座雕塑“拉奥孔”来阐述美学课题,似乎做得更经典。我对自己阐释两难结构的实例是满意的,容易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艰深学理,因此在这篇引论上也不能省略,愿意从更高视角上重新进行简要叙述,读者可以对照阅读。
第一个例子,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《伽利略传》。
要用艺术方式来表现大科学家伽利略,至少有两种常规选择
一、通过伽利略对天文的观察和发现,表现人类与自然的贴近和较量;
二、通过伽利略与罗马教会的冲突,表现科学与迷信、人格与神格之间的较量。
这两种选择,不管哪一种,都有主题思想,都有正确结论,而且都有可能写得精彩动人、气魄宏伟。但是,布莱希特都放弃了。他故意选择了一个最为难的结构——
伽利略在教会的火刑威胁前屈服了,公开宣布自己的科学发现是谬误,这对意大利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严重的打击。教会赦免了死罪,把他流放到了北方森林的一个小木屋中,而他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们也从道德和友情上把他流放了,再也没有人理他。孤独的老人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,甚至比二十年前的发现更重要。这让他的学生们产生了困惑,他当初该不该屈服?学生们在争论对人生而言,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究竟是直线还是曲线?
当初如果不屈服,必定死亡,那也就说不上后来的科学成就了。但是,如果说当时屈服是可以原谅的,那也不对,因为正是他的屈服,使整个科学界一蹶不振很长时间,这中间不知有多少可能出现的成果被压抑了。那么,结论究竟何在?
没有结论。
只要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结论的意见,立即就会遭来同样力度的反驳。显然,布莱希特自己也没有结论,甚至连偏向都没有,他让广大观众与自己一起卷入苦恼,而且坚信这种苦恼必将传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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